譚碧波：把生命沉淀在歷史歲月中
發(fā)表于：2016-12-29 11:07:48|來源：張密
“妻子的死讓我覺醒，促使我勇敢地脫離封建家庭的束縛，投身革命…”講起當年的故事，鶴發(fā)童顏的老人不但中氣十足，而且記憶清晰、極富條理。老人上世紀40年代在延安參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參加過云南省文聯(lián)籌建工作，同時他也是中國影視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春光柔軟，海鷗盤旋。翠湖邊上的舊居里，住著一位白胡子飄飄的老人，1913年底出生的譚碧波老人已經103歲了。雖然聰力不敏，但只要寫在題板上的問題，老人還是能滔滔不絕地講出來。
人生百年，彈指一揮。他清和平靜的內心早已成為一本厚重而豐富的大書。翻開每一跌宕起伏、險峻艱難的記憶，都折射著風起云涌的歷史波濤，蕩漾著慷慨悲辛的人生至味。
少年：從封建家庭到出來尋找革命
“我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原本不懂什么是革命。上世紀30年代，我在麗江讀中學時，接觸到一些民主思想，觀念上發(fā)生了一些轉變。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走出家門，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妻子的死。她勤勞善良，但因為封建禮教的壓迫，她最終服毒自殺。”
這是譚碧波老人的開場白，也是他一段心疼的往事。他不想再提80年前的這段舊事，但每次，還回避不開這個話題。因為妻子的死也是一個“引子”，因為此，他才走上了一條他從來都沒想到過的道路，從而有了后面的無數(shù)崢嶸歲月。
1934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清晨，譚碧波帶著一雙妻子生前為他做的布底鞋，悄悄離開了已毫無留戀的家。臨行前的深夜，他在妻子的墳前久久徘徊，淚水無聲地滴落在孤墳上。
“她的死讓我真正醒悟，一定要革命，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才能過上好日子。我就偷偷從家里跑出來，翻山越嶺走到昆明。”譚碧波說，“后來，我在軍閥軍隊呆過，也當過國民黨兵，可革命的理想在這些地方是行不通的。我就到處打聽紅軍的消息，但在國民黨部隊里，聽到的消息大多是丑化紅軍的。”
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隊路過甘肅的一個鎮(zhèn)。很巧，當時紅軍才離開那里兩三天，他就找機會向老百姓打聽。老百姓都說：“紅軍好得很，不擾民。不住屋子住在野外，吃了東西還給錢。他們走的時候，把我們的房前屋后都收拾干凈，連水缸都給挑滿水了。”到這時候，譚碧波才真正明白紅軍是怎么一回事。從此，他就立志要找紅軍。
當時是戰(zhàn)爭時期，部隊規(guī)定逃跑的士兵抓回去是要槍斃的。“我不怕死，就是要抗日救國。我從部隊偷偷跑出去找紅軍，同事和同學們給我湊的60元路費在路上被小偷偷走了。我連飯都吃不上，只好在洛陽下車找同學，吃了一碗面，拿上他給的1塊錢，又坐上火車去到南京。”
1937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譚碧波考上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可以說，這是譚碧波找到共產黨的重要一步。
“這所學校雖然是閻錫山辦的，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期，學校接受了共產黨的很多辦學理念，教員中有很多知名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譚碧波一邊讀書，一邊搞抗日宣傳工作，同時也在觀察閻錫山。他發(fā)現(xiàn)，閻錫山雖然也講要搞社會主義，但實際還是搞舊的那一套統(tǒng)治。“要想革命，還是要找共產黨。”
1940年春天，他終于在離家6年后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當見到山坡上那一排排整齊的窯洞，聽到“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子孫”的抗大校歌，親身感受著延安朝氣蓬勃、熱火朝天的革命氛圍時，他知道終于尋找到了人生的歸宿。
在延安，譚碧波當過學生、開過荒、種過地，演過《中國魂》、《窮人根》等劇目。那時，他的身份是戲劇指導，導演過《塞上風云》等劇；唱過《黃河大合唱》，寫過秧歌劇；為保衛(wèi)延安他也曾奔赴前線。
“在延安的9年半時間，雖然生活艱苦，但是精神上非常暢快，我在思想上也發(fā)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當時的延安，生活很艱苦。“10多個人住一間窯洞，吃的是小米雜糧稀飯燉南瓜，腳上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衣服兩年才發(fā)1套，穿得破破爛爛的。”
當時，延安辦了十幾所學校培養(yǎng)革命干部，但學校連桌椅課本都沒有。“沒有椅子，我們就找個小草墩坐著聽課；沒有筆記本，就在舊書本字里行間的空隙里記筆記；沒有筆，就把鋼筆尖綁在小木棍上，做成‘蘸水筆’。”
青年：曾經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
“在延安，到處都是歌聲。我們一邊接受教育，一邊搞生產運動。那時，延安有很多名師，像艾思奇等人，有時候毛主席也會來講，能學到的東西太多了。我們來到延安就是為了尋找真理、尋求革命，生活上苦點累點不算什么。”回憶起那段崢嶸經歷，譚碧波蒼髯飄動，興奮不已。
70多年前，譚碧波曾以戲劇指導的身份列席了在延安楊家?guī)X一個普通會議室召開的文藝座談會。當時，他并沒有意識到，他正在親身見證著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時刻，并且成為云南省唯一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歷史見證人。
他更沒有想到的是，70年后的今天，他以百歲之身仍然能夠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成為全國屈指可數(shù)的至今仍健在的曾經聆聽過《講話》的世紀老人。
“我不是會議代表，但因為在延安從事宣傳和文藝工作，所以也參加了座談會，算是列席吧。正式代表大概有100人左右，都是當時延安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而座談會開了將近一個月，事實上參加的人還有很多。到5月23日聽毛澤東同志總結發(fā)言時，延安各機關學校的負責人都來了，也包括我們這些從事文藝工作的人。”
譚碧波老人甚至還對大會的一些細節(jié)，仍能記憶猶新。“毛主席穿了一身土布衣服，坐在一個臨時用木板搭的小臺子上，身邊放了一張小方桌，好像就是當時延安學校里用的那種小課桌。他常常一邊抽煙一邊記錄，有時也會因為代表的發(fā)言而哈哈大笑。”
而對于《講話》發(fā)表前后延安文藝界發(fā)生的變化，譚碧波更有著切身的體會：座談會后，延安的文風、學風有了很大轉變。過去讀書好高騖遠，言必稱希臘，演戲也是貪大求洋，演的都是大戲、外國戲和古典戲；座談會以后，延安文藝界提出一些很有感召力的口號。
“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到農村去，到工廠去，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大家在思想上也懂得了文藝要為大眾服務、要搞通俗易懂和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要深入到工農兵當中。文藝工作者的思想，都有了很大提升。
在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發(fā)表后不久，延安就掀起了一個秧歌劇運動。譚碧波也加入到這一熱潮之中，跳秧歌舞、編秧歌劇、學習民歌、辦黑板報。他說：“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實是一次改造思想、轉變立場、確立世界觀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會議。”
談到對毛主席的印象時，譚碧波說，毛主席一點架子都沒有，講話經常不拿稿子，有時坐著，有時站著，有時還邊講邊抽煙。毛主席知識很淵博，喜歡引用歷史典故，但講得很通俗，有些很深奧的問題他都能講得深入淺出，會場氣氛也很活躍。
在參加抗日宣傳工作時，譚碧波創(chuàng)作了不少文學、音樂和美術方面的作品。只是因為戰(zhàn)爭時期沒條件保存，那些作品沒能保留下來。“我創(chuàng)作的10多個宣傳抗日的劇本，在參加解放戰(zhàn)爭時，這些書稿帶不走，我就把它埋在土里了。后來，我又回憶著整理出4部發(fā)表了。”老人回憶說。
中年：中國影視人類學首創(chuàng)者之一
1950年，譚碧波回到了故鄉(xiāng)云南，組織上安排他到云南省文聯(lián)任副秘書長，不久改任秘書長。他和文聯(lián)籌委會副主任陸萬美一起，在百廢待興、文藝界更是一派荒蕪的云南創(chuàng)建了省文聯(lián)。
著名作家彭荊風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陸萬美和譚碧波可謂是受命于危難之中，沒有房子，人手更缺，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但他們硬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廣泛團結了一大批云南的文藝界人士，為以后云南文藝走向繁榮發(fā)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1950年，中央訪問團到云南考察，發(fā)現(xiàn)云南少數(shù)民族眾多，而且分處各不相同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是研究民族學、歷史學很豐富的材料。訪問團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匯報，希望趕緊搶救；得到中央同意后，全國人大民委開始著手準備民族調查。
1956年，大規(guī)模的少數(shù)民族調查全面啟動，譚碧波擔任一個組的組長。云南的民族大調查分3批進行，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第一批，主要針對當時社會形態(tài)比較原始的佤族、景頗族、獨龍族進行調查；第二批是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對拉祜族、哈尼族、彝族、傣族、壯族等較大的民族進行了調查；1958年之后，還陸續(xù)針對其他的民族進行了調查，涉及到傈僳族、怒族、納西族、白族、德昂族等。
“最大規(guī)模的調查是在1958年前后的第二批，當時北京派來了好多專家和學生；云南從各個崗位抽調、借調人員組成了兩三百人的隊伍。”
譚碧波回憶說，民族工作隊的任務就是做好事，交朋友，要與少數(shù)民族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給他們送去鹽巴、布匹、鐮刀、斧頭，為他們看病，給他們送藥，教他們養(yǎng)家畜、耕地、使用農具。還在村寨里成立了衛(wèi)生所，開辦識字班，建學校……
“尊重他們的習俗也很重要。”譚碧波說，有次，我們到了一個寨子里，他們端來一大碗魚油說：“你要是有誠意，就把這碗喝了。”譚碧波二話不說就喝了，一喝下去，肚子就難受得很，但是當?shù)厝撕芨吲d地接納了他們。
譚碧波說：“當時進寨子是要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有些寨子交通不便，地勢險要，甚至有同志還被當時殺掉了。到了民族地區(qū)，不但要學習一些少數(shù)民族語言，還要適應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飲食習慣。工作隊辦好了學校，孩子們今天去了，明天又不來了，老師再去挨家挨戶背回來。連誰家有人去世，同志們都幫著抬。為了疏通與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關系，工作隊克服了巨大困難，他們都是英雄！”
經過民族工作隊的疏通交流，少數(shù)民族同胞了解到共產黨確實與“舊漢人”不一樣，這才敢打開寨門，迎接調查組。民族大調查結束后，云南省的民族工作者們撰寫了不下2000萬字的調查報告，許多人口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較少的民族也有了民族史志合編。
那時，譚碧波還為摩梭人辦了一件大好事。
當時，有的人聽說了摩梭人實行的是群婚，認為太落后，“拖了社會主義的后腿”，就強迫摩梭人結婚，否則不分口糧。很多摩梭人沒辦法就假結婚，大家都怨聲載道。“我去那里搞過調查，聽說這件事就表示反對。后來他們當?shù)厝擞謥碚椅遥揖桶堰@事反映到了省里相關部門才得到解決，摩梭人不再被強迫結婚。”
對于那次民族大調查工作，譚碧波覺得還是有些遺憾。“我們拍片子用的設備比較落后，還沒有錄音設備，很多地方拍得不盡如人意。因為種種原因，有些珍貴的歷史鏡頭沒能保存下來。
此后，在這些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由譚碧波執(zhí)筆，寫了《邊疆民族紀實》的腳本，這是第一個民族志電影腳本。后來這批總稱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的影片，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從1957年到1966年，10年時間里全國一共拍攝了15部民族志影片。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譚碧波負責組織拍片，撰寫文學腳本，重點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前那些民族的社會面貌。
當年帶著那些沉重的設備跋山涉水終于拍攝完成的珍貴影片，如今影像雖已變得有些斑駁，但作為民族大調查的重要成果，它們至今為研究我國少數(shù)民族提供著重要的素材。幾十年過去了，在學術界，這一批鮮為人知的電影被譽為“中國影視人類學的開山之作”。即便在國際上，這批影片也曾震驚了西方學術界。
老年：每天喝酥油茶堅持戶外鍛煉
25年前，年近八旬的譚碧波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崢嶸歲月》，以細膩、從容、率直的筆觸回憶和記錄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人生。當時的他可能也沒有想到，25年后，當那本書已經書頁發(fā)黃、幾成孤本時，他依然身體康健、龍行虎步。
前幾年，和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妻子走了。他們是剛剛解放時，譚碧波36歲那年經人介紹相識并結婚的。如今陪伴照料他日常生活的，是他的女兒；近期，因女兒工作繁忙，才請了個阿姨照顧老人。如今，已經103歲的碧波老人背不駝、眼不花，銀白色的短發(fā)依然濃密，白色長髯瀟灑胸前。除了一只耳朵聽力不大好以外，他行動如常，日子過得簡單而平靜。
每天，他都要從居所的四樓走到翠湖邊鍛煉2小時，慢步走加上打拳舞劍練氣功；回家不是寫書法就是讀書看報，生活很有規(guī)律。在飲食上，他偏愛家鄉(xiāng)的酥油茶，每天早上都要喝，平時的飯量不多，但每天都要吃四餐，且要葷素搭配。
碧波老人從小身體就不太好，戰(zhàn)爭年代更是九死一生。在戰(zhàn)火紛飛的日子里，很多次他都經歷著生死一線的險境，曾經得過兩次大兵。在沒有任何醫(yī)藥甚至缺少糧食的情況下，都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和信念活了下來，直到最近幾十年才算享受到了真正的好日子。
“那兩次病得很嚴重，都到了要死要死的地步了。”譚碧波說，有次，野戰(zhàn)醫(yī)院的司務長看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就喊炊事員送來兩斤面粉給他調養(yǎng)身體。他說：“我現(xiàn)在最缺少得是一點肉或者一點油。”后來，炊事員給他找來拳頭大小的一塊羊油，他一點點沖水喝下去，逐漸感到身體稍微恢復了點。
再后來，他去找附近的老鄉(xiāng)商量，用自己的一點口糧，去換老鄉(xiāng)家的一只兔子，將兔子燉湯，一點點喝了。身體里有了點油氣和葷腥，總算是慢慢挺過來了。
從那以后，他開始研究藏族人為啥要喝酥油茶。“藏族、哈薩克族和蒙古族人，都很少吃蔬菜，他們生活的地方蔬菜也少，主要吃牛羊肉、喝酥油茶。但他們的身體為什么那么好？”后來，他在退休后就自己調制酥油茶，堅持每天喝。
對此，很多醫(yī)院的專家不理解，也不贊成，建議他少吃油脂性的食物。老人不服，曾和專家開展過一次辯論，最后專家也說服不了他。到后來，老人就我行我素，身體也一直很健康。
“真正的長壽之道，除了有規(guī)律的運動和飲食以外，最重要的還是心態(tài)，不自私、樂觀、心胸開闊、容得下人受得了氣、不爭名奪利不計較得失。”這是老人的養(yǎng)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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